“能不能不给我截肢，我还要拿枪！”

（3）他们作为弱势群体缺乏政治上的力量。

而如今，在加强司法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的同时，通过多种方式扩大公民的司法参与，吸纳公民监督检察事务，对办案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进而推进司法民主，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趋势，同时也是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二、当前问题与改革方向 在从试点到正式确立的15年中，人民监督员制度无疑取得了颇丰的成效，包括拓宽公民对检察工作的监督渠道、规范检察权的行使、提高决策的科学化程度等等。

我国的人民监督员制度与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具有诸多相似之处，在起诉便宜主义的作用下，检察官职责行使呈现出积极、自主的特点。而一旦发现审查批捕或审查起诉的决定是错误的，案件往往不可再被逆转回到错误发生的环节。而根据数据显示，在新一届的人民监督员中，上一届留任的比例达到23.1%。定位问题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它关系到后续每项改革措施的设定，代表了改革的总体思路。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否处于有待改革的状态，人民监督员制度在演进中也显现出了一些问题。

2010年10月，在总结七年多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人民监督员处于可以提出问题但无法解决问题的两难境地，不仅大大挫伤了其工作积极性，同时也造成了检察机关内部对人民监督员制度监督属性的分歧。基于国家共同体的共同任务和目标，其他国家机关若为履行法定职责，需要警察权予以配合时，垄断了警察权的公安机关即应承担协助配合之义务。

监察体制改革后，新成立的监察委员会并未配备法警力量，在必要时需公安机关出警协助。通缉范围超出本行政区域的，应当报请有权决定的上级监察机关决定。对于不需要继续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的，应当及时解除。对监察机关工作人员的责任追究主要依据监察法第65条中的责任条款以及监察机关内部工作规程进行处理。

例如，县级监察委员会在调查过程中，发现重要涉案人员已逃往本省邻市某县，需要当地公安机关协助进行异地留置的，应当层报至省监察委员会，由省监察委员会向省公安厅提请协助留置，再由省公安厅按程序协调处理。[24]警察作为国家行使对内统治权的暴力机关，代表国家对内依法使用暴力。

（3）拟留置对象有暴力倾向或具有一定人身危险性的，监察机关可提请公安机关协助，防止留置过程中出现危及监察人员人身安全的情况。管辖制度应具体明确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监察机关应向哪一级公安机关提出协助请求的问题。通缉的发布客观上应遵循谁决定，谁发布的原则，但考虑到目前我国公安机关、司法机关、监察机关在力量与资源上的差距，公安机关在调动社会资源与构建治安网络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通缉令的发布权统一由公安机关行使为宜。这种不完整和不对称的权力配置模式包含两点要旨：一是为避免重复授权，将可以由公安机关行使的一般性强制执行等职权保留给公安机关。

比如，监察法中配置给监察机关的特殊调查手段实质上就是特殊调查手段之决定权，执行权被保留给了公安机关。重大、紧急协助事项所产生的费用通常具有花费大、可预见性低等特点，很难由监察机关或公安机关独立承担，应制定专门的经费保障机制。[12]参见[法]狄骥：《法律与国家》，冷静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213页以下。公安机关向监察机关移送案件可分为主动移送和依申请移送。

为预防警监协助随意化导致监察权变相扩张与权力滥用，需要公安机关在协助配合的同时对监察机关进行监督与制约。监察法第4条规定，监察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在现代国家及其社会治理活动中，任何单一机构都不可能包揽该领域的全部事权，机构间的协作便成为必要。（2）被调查人已经在逃的，监察机关可申请公安机关依法对其进行通缉。

在这一程序性环节中，可能存在两类风险，即审查不作为风险和协助不作为风险：一方面，公安机关对监察机关提交的协助申请仅作形式审查即批准，无法实现对监察权的有效制约。[3]参见江国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逻辑与取向》，《学术论坛》2017年第3期，第41页。为规范监察权力运行，节约警力资源，警监协助事项范围应作严格限定，以监察法所规定的五类协助事项为基础，申请公安机关协助一般不得超出法定协助范围。【期刊名称】《法学研究》【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2 进入专题： 警监协助 政务连带 。如果协助行为属于委托协助事项，无论公安机关的协助行为属于何种性质，监察机关作为委托人必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在审核监察协助请求以及实施协助行为过程中，存在违反公安机关操作规程但尚不构成职务违法或职务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纪依规进行内部追责。

监察机关认为不需要将全案移送的，应在申请中列明需要移送的具体材料。[15]参见汪智汉、宋世明：《我国政府职能精细化管理和流程再造的主要内容和路径选择》，《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6期，第22页。

其五，协助留置的程序规则。监察法第29条规定，依法应当留置的被调查人如果在逃，监察机关可以决定在本行政区域内通缉，由公安机关发布通缉令，追捕归案。

例如，《福建省监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加强协作配合实施办法（试行）》要求：为不断提升协作配合水平，监察机关可以根据实际协同公安机关与同级编制管理部门加强沟通，争取为公安机关法制部门和监所管理部门增设专门机构，并在省里分配中央下达我省公安机关新增政法专项编制时予以优先增编。（2）协助查缉被通缉对象的义务。

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第31条规定，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财政措施，保障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所需经费。监察法第28条规定的有关机关也指有权采取技术调查措施的公安机关。就协助行为过程而言，公安机关协助监察机关涉及监察机关的申请行为和公安机关的协助行为，属于多阶段行为，又可分阶段进行定性：（1）监察机关的申请行为是监察法的授权行为，属于监察行为的一部分。[30]参见纵博：《监察体制改革中的证据制度问题探讨》，《法学》2018年第2期，第119页。

另一方面，公安机关因不愿履行协助义务而推诿责任。不管是公安机关履行本职工作，抑或是依其他机关申请而协助出动警力，均必须遵循警察职业化的内在要求。

协助行为的履行限于协助函载明之内容，协助函没有载明的事项，不在办理范围内。另外，监察机关日常的出国审批、证照集中管理等工作也需要公安机关予以协助，如监察部门会同省级组织部门和公安部门，开展证件护照管理的专项检查，集中查处上交假护照、不交护照、交部分护照等违规问题。

焦洪昌、叶远涛：《监察委员会的宪法定位》，《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2）紧急情况下的协助申请。

监察协助申请权作为监察机关的法定权力，其直接的权力客体是被申请机关，故被申请机关拒绝协助或在实施协助过程中存在不法行为时，应向监察机关承担相应的协助责任。公安机关拒绝协助并说明理由后，监察机关坚持公安机关应予以协助的，应报请同级人民政府决定或由上一级监察机关报请与其同级的公安机关决定。例如，监察机关查办的案件涉及公安机关在押的人犯或者收容审查人员，可以将需要调查的问题书面告知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对其进行讯问，并将取得的证据材料及时送交监察机关。在信息收集整理过程中，公安机关应尽到信息筛查义务，即将获取的与案件相关的信息移送监察机关，对收集到的与案件无关但可能侵犯个人通讯秘密、隐私权等合法权益的内容应在信息筛选阶段筛除。

各级公安机关接到通缉令后，应当迅速部署、组织力量，积极进行查缉工作。监察体制改革后，监警关系发生了新变化，过往的行政内部协助机制和党内协调机制均无法满足警监协助之需要，有必要制定新的程序规范，构建新的沟通机制。

（4）需要异地公安机关协助配合执行技术调查措施的，由本地公安机关与异地公安机关联系协助。监察机关缺少内设的物证鉴定部门，可以请求公安机关协助鉴定。

以往检察机关在对职务犯罪进行侦查并需采取搜查措施时，一般由反贪局工作人员携带搜查证，与法警一起执行搜查任务。在行政协助中，请求机关原行政行为以及是否需要请求行政协助的判定皆以请求机关所适用的法律作为依据，是否应提供协助以及如何提供协助以被请求机关所适用的法律作为依据。